第二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转化 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作为刑事司法政策被制定的。
但其撰写的"法官后语"为何还会"节外生枝"？其为何还会"客串他角儿"？更重要的，其中有些法官似乎认为，司法文本及法官职责本身不应自我局限，文本及职责的内在要求本身即应展示丰富性。〔美〕理查德·A·波斯纳：《法律与文学》（增订版），李国庆译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，第 366 页。
问题是， 卷入司法实践的被司法者，及特定条件下殊为关心司法实践的司法 关注者，怎样感受、期待、设想判决书功能？其是否完全受制于法律人的理念？ 当法治意识形态逐步扩展并"被信仰"时，这类被司法者及司法关注者似乎易追 随法律人，遵从上述界定，及顺应社会惯习，但考察实际，情形或许并非如此。[80] 注释: [1]"法官后语"如何在当代中国法院开始、发展，参见周道鸾：《情与法的交融--裁判文书改革的新的尝试》，载《法律适用》2002 年第7 期，第 32 页。[43]既是法学家又为重要法官的、且侧重司法心理学研究的弗兰克（Jerome Frank）曾说，不少当事人"在诉讼中渴望为自己内心的焦虑寻求抚慰"。法官角色寓意国家象征，而公权力的运用是其角色的具体发挥，"法官后语"只能使法官角色发生错位。第一，司法中秉持"同情式理解"的主体自觉和责任担当，与现为人熟知的 带有解放区马锡五传统印记的"群众路线""审判为民"的政法司法理念，存在 相似。
其实，从社会角色认同的角度看，某些情境中，人们对"社会角色"本位的 认定自然会发生移动，并不"墨守成规"。故需求互动的概念，仅表明某一实践如"法官后语"或其他"附带"何以存在。可觉察，法律裁判正式内容对被司法者的道德思想和预期会产生影响，也可能唤醒被司法者的伦理自觉，但这有时可能较有限，通常亦微弱。
如许多研究文献已揭示的，过去及现在判决书的内容及表达即为多样，如判决书在中国古代，便存在伦理"劝解"内容，[44]或包含文学化的叙事内容，[45]遣词造句颇为用心，不局限于纠纷实质内容的判断。法官调解的效 用，背后不免同样衬托着"自上而下"的官方权力的威严。当然能指出，对法官而言，财产的解决已足够，但法官尝试在亲情失败中弥补修复，亦可视为接近情理，毕竟亲情失败对财产少分一方更是无情打击，对多分一方亦未必全无感伤，此时，伦理关怀一般不会被视为画蛇添足。这些普适原理，可以甚至有必要校正现实，或支撑现实。
在此，法官的理性裁断形象完全可能获得有力 巩固。[41]当然，又如我们直觉所知，在某些--或许相当一些--诉讼环境，需求互动并不存在，故此实践缺席理所当然。
[3]有学者已提出，定义司法时，应注意被司法者视角。[72]小鹏：《"法官寄语"滋润了我荒芜的心田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10 年 6 月 9 日，第 1 版。[23]当事人易接受的例子：河南许昌市襄城县法院试行"法官后语"8 个月，在 20 份判决书后附设，无一例上诉或申诉。其次要提到，本文以中国基层司法"法官后语"为主线，是因为，"法官后语"不仅引起了广泛争论，具有实践的生命力，以后可能继续演进，更重要的，其在今天形成了一个深入洞察宏大司法问题的适恰窗口。
[65] 但更明显的、 也更重要的其他扩展性功能的例子，可能在于有的社会一般阅 读者，正像我们日常实践殊为熟悉的，可从判决书中体会司法公正、深受教育或 "被普法"，犹如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并主张的，"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 示司法公正的载体，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"。故"法官后语"会冲淡判决书的权威性，并减弱法律效力的社会感受。此外，判决仅是说明为何不能离婚的法律根据和最后决断，但现实结果，常是当事者对判决产生陌生感、疏远甚至抗拒。福建厦门市海沧区法院郭静法官就自己撰写的"法官后语"说："法官也有才华，也有思想、有激情和情感，也有一颗火热的心"。
此亦为需求互动中的另一元素。中国古代撰写判决书时，显然因没有现在判决书概念及定义，或制度上的具体规定，而呈现另类的样式，甚至不拘一格
如此，限制了法官角色理论的理解空间，及其中隐含的社会需求问题，进而限制了关于判决书及其"附带"的更富想象力的理解空间。如当事人身份的某些基本信息， 像住址、 性别、 职业，其与实质性的法律确认及判决结果，依目前一般感觉，有时显然没有逻辑 的必然联系，删除未尝不可。
刘星：《走向什么司法模行--"宋鱼水经验"的理论分析》，载《法律和社会科学》（第二卷），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98 －99 页。需求互动的概念，不仅可揭示"法官后语"的真实逻辑，更广泛看，可揭示其他判决书"附带"如"法条附设"、"权利告知"、"法官不同意见"的缘由。在此背景下，相关争论变得更富吸引力且有建设性。法官角色是否可以、能够丰富，不是自断、自决的问题，亦非能自我 肯定价值或贬抑，其依然取决于本文反复强调的主体之间"相互性"的概念。风雨同舟二十载，苦尽甘来待发展。另见杨宝杰：《新沂"法官寄语"感动失足少年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08 年 7 月 8 日，第 2 版。
就有时随附"法官后语"的一审判决书而言，若仔细考察阅读期待，则其阅 读者，除原被告或公诉人、被告人，便包括了相关近亲属。偶尔内置的例子，参见建法、张璐：《"法官后语"令判决书温情脉脉》，载《南京日报》2005 年 9 月 20 日，第 B04版。
通过微观司法需求互动和宏观社会需求互动的 概念，以判决书"附带"，特别是"法官后语"为平台，本文思路逐渐走向"多 边协议"的目标，即对司法理念展开思想的社会合作，而非默认、默许法律人特 别是法学家的单边垄断（但如前文所述，他们的作用当然重要）。望善待古稀老人的殷殷期盼，扶老以颐享天年。
但本文不意在实证研究，如调查、统计、分类，或试图挖掘新的材料，以证明实然命题。现代中国法律人对判决书及其"附带"的"约定"，不过是历史多样化的一种，其的确曾存在，且日后也许再延续，但不可能是唯一。
[31]参见王亚明：《"法官后语"与判决的人性化》，载《法制日报》2003 年 2 月 13 日，第 10 版。当有人说， "司法不是无情物， 在客观理性的逻辑推理后面， 体现了对社会福祉的深切关怀"。当然，判决书撰写的演化历史并非单向，而是多向甚至逆向。但首先要提到，尝试推进，不在于就判决书及其"附带"、判决书功能、法官角色等问题而言，本文试图论证一切是历史滑动的，没有大体一致的关于定义或限定的社会理解，这种论证，对法律问题通常没有意义。
前述"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"的样本，便为例子。由此引发的社会惯 习，是一般情况下，人们易从法律人的说教和理论来理解判决书功能，其结果， 判决书功能常被限定于狭小的范围，被要求为局限甚至单一。
被告虽为原告继母，但死者生时显然希望原告与被告能和睦相处。[70]"结合具体案情，对当事人进行语重心长的教育，不仅做到 以理服人，以法服人，而且做到以情感人，以情服人，必然会收到更好的社会效 果" [71]??这些，不仅是作者个人的表达，更是宏观而言的社会各类阅读者 的某种兴趣或期待的表现。
[65]Henry J. Abraham， The Judiciary：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. New York：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，1996，p. 43. [66]最高人民法院：《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》，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》1999 年第 6 期，第 187 页。当河南许昌市襄城县法院法官提到，后语写作首先要了解案情原因、当事人性格，寻找当事人的感情共鸣点。
作为法官， 如具备魅力， 富感染、 文学化则非可有可无。[48]而近代以来的德国法院判决书，亦特别重视学理化的阐述论证，[49]并于晚近确立"不同意见制度"。其也常难知道判决后其他具体权利为何，面对判决书的"句号"，需另咨询。求家和万事兴，不亦乐哉! [16] 这段"法官后语"，主旨在于调动与法律内容有别的被司法者的伦理自觉。
一方面，其属"附设"，不与判决书裁判内容一体，[4]此表明在撰写并交付被司法者时，司法者已尊重当下关于判决书的专业化职业化的理性观念，并不试图、也不大可能冲破现代司法关于判决书已形成的行业传统。[27]米健：《司法改革的创新与统一--"法官后语"可否缓行》，载《法制日报》2003 年 3 月 13 日，第 11 版，另见前引[25]。
其次要提到，本文以中国基层司法"法官后语"为主线，是因为，"法官后语"不仅引起了广泛争论，具有实践的生命力，以后可能继续演进，更重要的，其在今天形成了一个深入洞察宏大司法问题的适恰窗口。[65] 但更明显的、 也更重要的其他扩展性功能的例子，可能在于有的社会一般阅 读者，正像我们日常实践殊为熟悉的，可从判决书中体会司法公正、深受教育或 "被普法"，犹如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并主张的，"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 示司法公正的载体，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"。
此问题还可反转考察，即一种情形可能同样存在：上述语境中，法官客串其 他角色， 或许并不有损其原有并作为主要部分的理性裁断形象，其或许有助于提 升后者。[8]此理念，参阅 Richard A. Posner，"What Has Pragmatism to Offer Law"，Pragmatism in Law and Society. ed. Micharl Brint and WilliamcWeaver，Boulder：Westview Press，Inc. ，1991，pp. 35，265 － 267。
